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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7日

2017-3-27 15:59:07      点击:
第三章“一带一路”的模式优化
翟 崑周 强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地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主动经营塑造周边的尝试,是一项以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最终目标的长期系统工程,能否行得通仍有待观察。“一带一路”没有完美方案,中国需要在初步的评估之后,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的目标层次和推进策略,设定与实力地位上升相符的目标层次。
一、基本目标是满足中国和周边共同发展的需要
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发展战略均以保障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为重。鉴此,“一带一路”的基本目标应包括两个方面:
1. 全面深化改革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互促进。“一带一路”是统筹和兼顾内外两个大局,发展与安全,责任与贡献,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等多对矛盾的产物。目前的任务是协调好全面深化改革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并行不悖,互为动力。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涵盖“一带一路”建设,为后者提供国内环境、制度基础和动力资源;“一带一路”为前者优化国际环境,谋求制度对接,尤其是提供倒逼动力,升级国家整体战略。反之,若两者不协调,则相互掣肘。“一带一路”作为未来周边外交工作的重点和主要抓手,应带动其他方面工作的协调与发展,提高系统整体的能力和效用,倒逼中国外交决策的改革。
2. 提升周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助推周边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转型,提升周边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需要中国按经济规律办事,不仅要投资互联互通,更要创造更高附加值,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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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升沿路地区产业网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二战后亚太地区经历过两轮经济高速增长,第一轮得益于全球分工,第二轮得益于地区合作。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增长的核心动力均源自地区生产网络的高速运转。未来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仍可能主要来自于分工配合,有必要继续在生产网络的革新上下功夫。基础设施投资结合“东亚生产网络”和“全球生产链”的特点,将有可能催生第三轮增长。“一带一路”主张打通陆海战略通道,通过实体项目的实施,推进区域基础设施、产业和市场的形成,促进广泛的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形成有利于共同发展的贸易投资乃至人员、信息和资金移动的新规则。这样,就有可能从根本上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后危机时代”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思维,确立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合作新范式。
二、高级目标是建设以周边为重点的全球互联互通
“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部全球互联互通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开放、发展、合作战略,都可以视为全球互联互通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的根本特征就是全球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建设以周边为重点的全球互联互通可从三方面着手:
1. 促进周边和全球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连接。“一带一路”不仅将沿途乃至世界的海陆空天的实体空间连接起来,也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把虚拟世界和基础设施等连接起来。“一带一路”需要与亚太互联互通、东亚互联互通,全球基础建设合作等我国领导人提出的多项互联互通倡议衔接。有人大胆预测,中国的“微信”会随着“一带一路”成为地区性和全球性的社交平台。
2. 促进周边市场空间和制度空间的连接。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形成统一市场。中国的周边地区,包括广大的亚非拉地区,需进一步加强市场的一体化,以及相关制度的对接。“一带一路”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自贸区建设,涉及金融投资货币领域,有助于垫平周边市场洼地,打通周边制度障碍。
3. 促进周边文明空间与心理空间的连接。文明空间更强调整体性,“一带一路”沿线多种文明的和谐共处、化敌为友,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一带一路”


建设,体现出自柏拉图到孙中山以来所形成的人文主义精神,展现理性、开放、
包容、平等、合作等现代人文主义精神。海外著名的华人历史学家王赓武先生说,新丝绸之路惠及各方经济,构建和平价值,值得正面看待。心理空间更强调个体性,各国人民求和平,求发展,求共赢,是心意相通的。哈萨克斯坦的一位智库领导人建议,中国可发掘马可•波罗精神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向丝路国家展示更宽广的胸怀和包容性。
三、运用全球利益相关方模式
“一带一路”是开放的,牵涉地区及全球的利益相关方。中国不仅需要加强国内各部门的统筹协调,更需要掌握和运用国际上通行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尽量让国内外相关的利益方共同受益,实现对接捆绑式的发展。沿线国家的利益相关方来自官方、商业、产业、学术、媒体、军队、民间、宗教等各个领域。只有把这些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考虑到,照顾到,协调到,才能降低风险,顺利推进,共同受益,否则就容易掉链子,出纰漏,甚至影响全局。因此,“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宣介,应打“惠及民众”的旗号。“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只有得到民心的“一带一路”,才有成功的希望。同时,要加强与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大国的政策协调,可邀请美国和日本共建“一带一路”,体现开放性和普惠性,防止他们成为“一带一路”的公开反对者。在此进程中,尤其要遵循全球属地化的原则。
“一带一路”既是全球化,也是本地化的过程。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地化,合起来就是全球属地化。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曾有忽视属地化的教训,应在“一带一路”的新进程中加以改善。
四、通过“发展+”模式参与和引导地区和全球治理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全球性的安全困境、发展瓶颈、治理失灵等挑战同时加剧、交织叠加的难题。“一带一路”是地区热点问题较为集中,易引发冲突的地区,同时也面临恐怖主义、环境破坏、水资源缺乏各种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问题。尤其是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呈现相互交织、伴生,传导,蔓延的趋势,
容易形成多因素、长链条、跨国性的复合型危机,加上网络新兴媒体的传播,使得危机管理和社会治理十分困难。目前,包括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种机制虽然不断发展,但仍难以联合应对,更缺乏综合治理机制。例如,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和贫富差距拉大,再加上人口发展失衡,往往导致跨国人口流动加速和城市化瓶颈突出,而这又导致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需求超过供给,加剧生态环境恶化,传染性疾病迅速扩散,并导致部分地区和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上升,部族、教派矛盾突出,也有可能刺激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兴起,进而又会演变为传统安全问题。“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必然是国内治理与地区治理、全球治理相融相通,可尝试建立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综合治理模式,即“发展 +”治理模式,比如“发展 +环保”“发展 +道义”“发展 +安全”“发展 +人文”等。
五、通过“主导 +众筹”的模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有意愿、有能力、有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发展契机。中国认识到,只靠中国出资金、出技术,包办“一带一路”建设是不可能的,只能整合全球资源,顺势而为。因而,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筹备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以“众筹”的方式筹集资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包括英国等美国西方盟友在内的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
六、完善“一带一路”的“安全之翼”
好的战略设计讲究受益与风险的平衡,在起始阶段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国家只有抓紧建设“安全之翼”,配之以已然成型的“发展之翼”,将发展与安全的相互制约关系,转化为相互促进关系,达致“有利于安全的发展,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的良性互动态势,才能确保“一带一路”趋利避害。
中国必须加强客观正确分析与预判形势的能力,统筹好“一带一路”进程中的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在重视“发展之翼”的同时,也要完善“安全之翼”,形成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良性互动模式。
1.积极防范国家风险。“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风险具有系统联动性,战
略长期性,应对局限性,由一般的企业“走出去”风险,升级为典型的国家层次的战略风险,是国家风险。可由国家设置“一带一路”总体战略规划,其内容既要包括《“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等发展规划和对外宣介,也要包括建立相应的“一带一路”风险防范体系。该体系由“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内外两个大局,调动国家多种资源,因地制宜,整体规划,综合施策,使用合作方式分散风险,利用差异管理控制风险。体系的建立应与国内治理体系的改革一致,顺应国家总体安全观以及制定中的《国家安全法》,同时加强国内、国外的的风险防范能力与基础,在鼓励地方、企业、智库、民间机构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也要制定相应的规范。对于“一带一路”的重点,即涉外和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应形成强制规定,必须遵循国际通行规则严格进行可行性论证,没有安全和风险评估及保障措施的项目不予批准。相关论证和评估既要考虑实际需要也要考虑可承受能力,防止出现后续项目的“无底洞”效应。
1. 入乡随俗。“一带一路”一头在境外,防范风险的基本原则是入乡随俗。一是展开境外多方调研,掌握基础数据,力求有的放矢,稳妥投资,确保有效有用。调研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自然情况;当地国家内部社会、宗教、国情;“政权结构”,如资源分布、地缘关系、外部势力,以及政治与国有战略资源企业关系,战略资源企业的股权构成,特别是外部势力对当地资源主权的掌控程度和利权关系。二是整合国内外国别研究、功能领域和战略问题的专家学者,形成合力,综合细致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举措对相关国家的影响及其可能的反应,做好相应预案。三是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地化,合起来就是“全球属地化”。中国企业“走出去”曾有忽视属地化的教训,建设“一带一路”应加以改善。推动与当事国事先签订“投资保护协定”,用法律方式保护利益。事先安排“相通相融的法律制度”,确保法律的适用性,投资的有效性和利益的可控性。
2. 国际合作。“一带一路”的风险既是中国的风险,也是利益相关方的共同风险,需要共同攻坚克难。因而,应采用全球通用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展开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利益相关方来自官方、商业、产业、学术、媒体、军队、民间、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组织。只有把这些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考虑到,照顾到,协调到,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顺利推进,共同受益。任何一方的利益考虑


不周,就有可能造成行动不力,在某个环节掉链子,问题多发,影响全局。为此:
一是推动大国协调。“一带一路”推进的力度越大,地缘战略反制也就越明显,应与相关大国进行高层次的战略协调,争取理解支持。加强中美沟通,弥合差异,塑造共识,以不激化中美矛盾为前提,使“一带一路”成为推进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正面因素,而不是新障碍。倡议中美共建“一带一路”并邀请美加入亚投行,降低其对我国的疑虑,吸引中间地带的国家,带动日本采取合作态度,为地区共同提供公共产品。在中亚与俄罗斯协调,在非洲需加强与欧盟大国和美日的沟通与合作;在东南亚需考虑与美国协调,克服地缘政治和经济风险;在南亚和印度洋要妥善处理好同印度的关系。
二是借助一些功能性国际组织。“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借力国际和地区组织。例如,内陆国家实现互联,确保交通运输的自由或便利,需要实现运输单证的标准化和统一海关手续,而 TIR是一个全球性的、安全的、可以实现多种交通运输形式联运的联合国海关转运和保证体系,它采用一种简单的、相互认可的手续实现门到门的运输服务。
“一带一路”的战略效应尚未完全展现出来,其后续效应将进一步显现,有可能成为 21世纪最为生动复杂的国际关系现象之一。进而言之,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周边环境和战略措施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何跟上变化,适应变化,引导变化,还在于坚持不变的东西,自身和外界变化越快、越大、越猛烈,就越要坚持一定之规。这个不变的东西就是辨证思维,即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对外战略的决策和实践,或曰“中国外交辩证法”。中国外交辩证法强调对外战略决策与实践要通盘考虑客观世界的发展性、联系性和矛盾性,又要考虑主观的目的性、现实性和限制性,进行阶段性的动态调整,统筹安排。“一带一路”所体现的中国外交辩证法体现为:“变通发展”,中国与相关国家一起,坚定互联互通这个远大理想;“兼顾矛盾”,面对种种主客观的限制和困难,折冲樽俎,谈判协商,进行创造性地妥协;突破困境,在达成共识后,具体务实可持续地推进,突破发展困境。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业务主管)